赫爾穆特·牛頓(Helmut Newton)的攝影集SUMO(1999年)在這個時候再版有些耐人尋味。全書共464頁,重達35公斤,附贈Philippe Starck特別設計的支架。為迎合當今時代,該書經過重新設計:改名BABY SUMO,尺寸僅有原版的一半大小,價格相對來說也很合理,1000英鎊。(《SUMO》簽名初版在2000年柏林拍賣會上以62萬馬克的價格成交,相當于今日50.6萬英鎊[1] 左右,成為20世紀最貴的書。)
2020年,牛頓的影響力還在持續,Vogue意大利版10月刊在攝影師100歲誕辰前夕專門撰文介紹了他的藝術影響。牛頓在20世紀70年代第二波女權運動的背景下嶄露頭角,是當時最具影響力的視覺藝術家之一。他的攝影作品定義了時尚專題和廣告呈現女性的方式。
飽受爭議的先驅[2]
牛頓1920年出生于柏林,是一位猶太紐扣制造商的兒子。他童年衣食無憂,母親會精心為他戴上塔夫綢領結,還常去Berliner Schwimm Club游泳玩水。在那里,他被游泳愛好者“總是濕濕的”泳衣吸引,后來更將這份記憶注入到作品之中,比如1984年的一張照片,達麗爾·漢納(Daryl Hannah)腳踏透明塑膠高跟鞋,一身紫紅色泳裝,膝頭顛著一個哭嚎的嬰兒。
1938年,為了躲避納粹迫害,牛頓前往新加坡,之后定居澳大利亞,在那里他遇到妻子和藝術上的伙伴瓊·牛頓(June Newton),后者是新版SUMO的編輯。牛頓的目標是為Vogue拍照(1956年他的第一份合同與Vogue英國版簽訂,之后轉至Vogue澳洲版),但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,他才開始認真耕耘起時尚專題。1967年,以模特Willy Van Rooy為主角的照片早早將敘事引入時尚攝影。在題為“如何讓皮草飛起來”的系列作品中,Van Rooy朝鏡頭飛奔而來,身后小飛機緊追不舍,靈感來自于1959年阿爾弗雷德·希區柯克(Alfred Hitchcock)的電影《西北偏北》(North by Northwest)中的著名場景 。
他對女性的戀物癖式的描繪讓人難以忘懷。那些不同狀態下的赤裸女體乍一看可能讓人震驚、受刺激,女性看似被物化了。但這些照片的含義要更加復雜,它們把玩著人類的欲望、情欲、性別和權力等觀念。從1981年Vogue巴黎版刊登的Sie Kommen等照片來看,以展示時裝為主要任務的時尚攝影在他手中有了另一番境界。牛頓獨辟蹊徑,讓販賣情色成為常態,為觀者帶來了可望而不可即的魅惑。他教會我們,販賣幻想遠比販賣新衣服打動人心。
他成功了,而且他意在挑釁。在1975年的一張名為Rue Aubriot的照片中,模特全身穿著YvesSaint Laurent的“Le Smoking”燕尾服套裝。背景里的巴黎呈現出牛頓式的黑白顆粒感,他將這種效果形容為“黑光”。70年代中期女性很少會穿長褲套裝,照片打破了性別刻板印象。畫面中明亮的路燈暗示著剛剛發生或即將發生的事情——是我們的想象力成就了這幅作品。該系列的另一幅作品給出了進一步的線索:雌雄莫辨的西裝女郎一側出現了一位只穿高跟鞋、戴面紗的裸體女子。兩人之間電光火石,產生一種性張力,也許是色情的——這取決于誰在觀看。
煽動性和影響力
牛頓曾說:“我愛女人,勝過一切。”他想把女性表現得強壯有力,卻背上了厭女的名聲,最著名的事件是作家、活動家和哲學家蘇珊·桑塔格(Susan Sontag)曾當面指責他,這個片段被法國電視臺收錄在名為《赫爾穆特·牛頓:壞的與美的》(Helmut Newton: The Bad and the Beautiful)(2020年)的紀錄片中。
在#MeToo的社會背景下,牛頓的作品更不是一兩句話就能解讀清楚。今天我們討論的焦點在于立場,即塑造個人身份的社會和政治背景。牛頓是一位異性戀白人男性,在他工作的年代,主流觀點不會點出他的攝影作品是否是父權社會的象征。這些照片以撩人的幻想為人津津樂道,依照攝影師的想象和構建,暗示了獵物和獵人之間的情色角力。不過我們也要認識到他鏡頭下女主角們的自主情欲。如格蕾絲·瓊斯(Grace Jones)在前文提到的紀錄片的預告片中所說:“他有點變態,但我也是!”
牛頓作品的復雜之處在于,它們以男性視角來表現女性,目標受眾卻是女性。翻閱著牛頓攝影集,更多疑問浮現出來。生活在2020年的女性會想成為牛頓的繆斯式的女性嗎?做女人沒有標準答案,這個問題也不會有吧。